自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作為巴以問題長期最大外部因素的美國，其角色和作用引起了世界廣泛關注。雖然拜登政府也做了一些外交努力，但是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態度，也讓部分中東國家臨時取消了與美國高層的會面。顯然，新一輪巴以沖突完全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并使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陷入疲于應付、收效有限的尷尬處境。

從本輪巴以沖突爆發的根源來看，固然與巴以雙方復雜矛盾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但美方巴勒斯坦政策嚴重倒退，一意孤行地推進阿以關系正?；摹皝啿眳f議”，漠視甚至放棄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兩國方案”（如特朗普政府），導致作為中東核心問題的巴勒斯坦問題不斷被邊緣化，無疑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且烈度升級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沖突爆發后，美國內外對華盛頓中東政策的批評不絕于耳。法國《世界報》網站不久前發文稱，近年來美國重視推動以色列—阿拉伯關系正?；?，輕視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而新一輪巴以沖突粉碎了美國這種不切實際的“新中東”幻想。美國知名學者斯蒂芬·沃爾特更加尖銳地批評說，“新一輪的悲劇確認了美國長期以來在巴以問題上的政策破產”。

尋求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是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的長期戰略。但美國中東政策的嚴重倒退始于特朗普政府時期，其突出表現包括：退出伊核協議，策動地區國家全面對抗伊朗；強化與以色列的盟友關系，通過推動所謂“世紀協議”實現以色列與“溫和阿拉伯國家”關系正?；?；組建以沙特為中心的反伊朗聯盟即“阿拉伯版北約”，極力維護美沙同盟關系；通過在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發動有限軍事打擊進行軍事威懾。

拜登政府上臺后，盡管其中東政策相對于特朗普的我行我素有所改善，但由于美國中東政策日益趨于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并在根本上服務于大國競爭的全球戰略，使其中東政策并無實質性的改善。上臺之初，拜登政府啟動重返伊核協議的維也納談判，為也門內戰等熱點問題降溫，減少和壓縮對沙特、阿聯酋等盟友的軍事支持，重提解決巴以問題的“兩國方案”，以及不計后果地從阿富汗撤軍。但伴隨俄烏沖突爆發后全球和中東地區形勢的變化，美國在中東不斷減少投入與該地區格局加速變化、戰略地位提高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華盛頓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其政策應對的被動性、破碎性也更加突出，政策目標很難實現。

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尋求中東國家配合譴責、制裁俄羅斯，并在石油生產方面服從美國要求的政策努力化為泡影，中東國家的戰略自主性不斷增強。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對巴勒斯坦的象征性訪問中，美國除恢復對巴勒斯坦的援助外，根本無意推動重啟以中東和平進程，對于以“兩國方案”為基礎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可謂既無力更無心。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卻十分熱衷于繼續推進“亞伯拉罕協議”，并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巴林、阿聯酋與以色列關系正?；幕A上，實現摩洛哥、蘇丹與以色列關系正?；?。

為在減少投入的情況下維持在中東的霸權，美國還極力對中東國家與中國的合作制造障礙，但未能阻止中國與中東國家合作的擴大，相反中東國家積極接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中東地區和解過程中發揮了為地區國家所樂見的重要建設性作用。相對而言，美國提出的“中東四方機制”（美國、阿聯酋、以色列、印度）、“印度—中東—歐洲走廊”計劃等明顯具有排他性地緣政治色彩，都是功利性、局部性、應對性很強的舉措，在本質上也缺乏可持續性，更難以在地區安全和發展中提供持續有效的公共產品。

展望未來，美國中東政策的局限性將更加突出。一是矛盾性，即減少戰略投入與維系中東霸權之間的核心矛盾；二是被動性，華盛頓中東戰略已缺乏主動戰略謀劃的動力，更多是被動應對，缺乏系統性和全局性；三是交易性，美國更多采取利益交易實現其利益；四是破壞性，美國中東政策的建設性作用不斷縮小，破壞性作用則十分突出；五是不可持續性。上述特征決定了美國中東政策很難持續。

總之，美國的中東政策愈發呈現出消極屬性，其對中東事務已很難再發揮權威性引導作用。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美國除表達對以方的支持并通過增加軍事進行威懾外，并未在斡旋沖突、危機解決方面發揮系統的建設性作用。伴隨局勢的演進，美國“新中東”戰略構想支離破碎。（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